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云南企业新闻网 2019-07-11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2013年6月号《政协天地》我的专栏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郑孝胥,字苏戡,号海藏,人称“郑海藏”,祖籍福建省闽侯县。

1860年5月2日,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故名胥,字苏。郑孝胥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据统计,自郑孝胥的曾祖父郑鹏程开始,郑家四代之内有十个举人,其中五个成为进士,又有三个被皇帝钦点为翰林,闻名乡里:

郑孝胥的曾祖父郑鹏程,字松谷、登衢。清乾隆年间进士,授户部员外郎,后任江西袁州知府。郑鹏程生有四子——郑世倌、郑世祺、郑世平、郑世恭。

郑孝胥的祖父郑世倌,字稼庵。举人出身。郑世倌生有二子——郑守诚、郑守廉。

郑孝胥的父亲郑守廉,字仲濂,号俭甫。郑守廉中年丧妻,续娶林氏。林氏知书达理,为郑家生有二子——郑孝胥、郑孝柽。

郑孝胥的父亲郑守廉也是个读书人,30岁时,于1852年(清咸丰二年)考取恩科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从这里踏上仕途。1872年,50岁的郑守廉:

“由庶吉士散馆引见,以主事用,签分工部行走,签掣吏部考功司主事。”

很不幸,郑守廉早在1876年就病死了,年仅54岁。加之郑守廉常年在京城任职,年幼的郑孝胥主要跟从叔祖郑世恭学习。郑世恭与郑守廉是同年进士,原本殿试卷在前十名,可惜朝考以一字笔误,降为二等,不得重用。好在左宗棠督闽时,闻郑世恭才名而优于学,聘为凤池书院山长(即校长)十年。王凯泰抚闽时,改聘郑世恭为致用书院山长,亦十年。郑孝胥有幸投在郑世恭门下求学,自然获益非浅:

“郑孝胥年四岁即入塾,从郑世恭授《尔雅》。七岁侍母入京。年十七岁时父郑守廉逝于北京,旋归里从叔祖习举业。郑世恭极喜与郑孝胥谈论诗文。《郑孝胥日记》曾云:‘余归后多侍于叔祖处,叔祖素喜余谈,往往至深夜不已,忽尔玄渺,忽尔切近,甚可乐也。”

1882年,23岁的郑孝胥中举——为福建省乡试第一名。同年中举的同乡有林纾、陈衍、高啸桐等,数郑孝胥成绩最好。这应该算理所当然的事了。由此,郑世恭更加欣赏郑孝胥的才华,常有令晚辈捉刀之举。有一年,郑世恭的闽侯同乡沈瑜庆,特意为曾任总理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父亲沈葆桢(林则徐之婿)建祠于福州乌山之麓,慕郑世恭文名,求作楹联,郑世恭就让郑孝胥代作。沈葆桢是郑孝胥十分敬仰的家乡先贤,其祠堂又靠近郑世恭所任山长的致用书院,所以郑孝胥深思熟虑后拟联:

“乡曲说平生,用世能完不朽事;

岩阿此终古,入山犹近故人祠。”

郑世恭看了:“大赞赏之,谓不仅压祠中一切联语,复有大手笔,亦无可措辞矣。” 这类的提携,不仅锻炼了青年郑孝胥的才思,也让他增长了阅历,扩大了交游。郑孝胥从此与沈瑜庆结下深厚交情。沈瑜庆后来官至贵州巡抚。1918年,60岁的沈瑜庆病逝后,其墓志铭也是由郑孝胥书写的。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1885年,26岁的郑孝胥开始任李鸿章幕僚,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

1891年,郑孝胥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

1892年,郑孝胥升任日筑领事,调任神户、大阪总领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郑孝胥回国,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

1889年暮春,郑孝胥参与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变法”,也就是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希图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此间郑孝胥不仅与维新派领袖唐才常有过交往,还在张之洞保举下,破格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令郑孝胥激动不已,从此誓死效忠清廷。

1889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9月28日,慈禧下令在北京菜市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杀害。郑孝胥侥幸躲过一劫,不但毫毛无损,还自1898年起,官运亨通,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广西边防大臣。

1906年,清廷根据出国考察宪政的清宗室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意见,以光绪名义下诏预备立宪。

1907年4月,清廷先任命郑孝胥为安徽按察使,不久又调补为广东按察使。郑孝胥均辞之不就职,并有弃官诗明志(嫌官小,不能施展才干)。同年,清廷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立宪运动遂起。郑孝胥对此很热心,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当年,郑孝胥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1909年,郑孝胥任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辟事宜。

1911年,郑孝胥升任湖南布政使。清廷并许诺郑孝胥,当时湖南巡抚余寿平(字诚格):

“莅任未久,尚无劣迹,俟有缺出,将诚格他迁,即以孝胥擢任。”

清廷既然承诺郑孝胥随后将擢升湖南巡抚,郑孝胥才答应先行上任湖南布政使。哪知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郑孝胥方在上任湖南途中,就听说长沙已入革命党之手,只得以晚清遗老自居,躲到上海南洋路一石库门宅内做寓公:

“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

在诗词相唱和的遗老辈中,福建近代诗坛大佬陈衍不可或缺,他与郑孝胥都是晚清“同光体”(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诗派的代表人物。所以,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一曾经全面评价郑孝胥的诗风:

“苏堪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庑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练于东野,沉挚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抗手。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而多与荆公相近。”

郑孝胥不光是诗人,还是著名书法家。至今,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四个字,仍是郑孝胥所书。包括郑孝胥曾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校名及吴淞口海关招牌等均为郑孝胥题写。因而,避居上海的郑孝胥:

“曾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

而且,郑书每字值白银十两,且不打折。要知道,当时的北大、清华教授,月薪算高了,也不过二三百两银子,不抵郑孝胥随意两笔所得。郑孝胥的书法是近代书家中极有个性特点的一位,其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古朴,更以擅长行书著称。

“郑孝胥早年学颜真卿和苏轼,后学魏碑,并参以张裕钊之法,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他很注意笔划间的轻重对比......他的捺笔也很有趣,成一弯曲笔,酷似冰球运动员手中的冰球棒,凡此种种,都成了他书法中的特色。”

20世纪中国书坛泰斗,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的沙孟海对郑孝胥的书法功底评价很高,他在《近三百年之书学》中说:

“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像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也因此,如今坊间仿冒郑孝胥书法作品大赚其钱的,不在少数。对于郑孝胥的书法,也有学者认为,他是“集败笔之大成”的书法家:

“郑孝胥笔墨寒伧,品格不高,且用笔过于夸张,用笔给人有雷同之感,常有观一足以之感,不足学。”

我们还回过头来说郑孝胥的仕途。原本官运亨通,试图放手一搏的郑孝胥,兴冲冲地被辛亥革命一盆冷水浇下,断送了个人锦绣前程,心中岂能不怨恨共和与革命党?怨恨之余,自然加倍亲近、怀念满清王朝。对于郑孝胥的忠于清室、敌视民国的种种言行,逊帝溥仪早有所闻。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郑孝胥与逊帝溥仪

1917年4月,溥仪特赐郑孝胥“贞风凌俗”四字匾额,以示褒奖,并托陆荣廷转交。广西军阀陆荣廷是郑孝胥昔日在广西平乱靖边时所赏识提拔的一位旧军官,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广西都督。

1918年1月的一天,感激溥仪且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一句发自肺腑的话:“余与民国乃敌国也。”

1918年年底,郑孝胥把“贞风凌俗”匾额装入镜框,高悬上海的“海藏楼”上,宣称:

“自辛亥以来,海藏楼抗立国中,幸免天倾地陷之劫,今乃得御书以旌之,是以为臣下之劝矣。”

1923年,郑孝胥被溥仪的师傅、福州同乡陈宝琛举荐到逊位的溥仪身边。一听到皇帝的召唤,郑孝胥片刻不敢耽搁,从避居鬻字的上海赶赴北京,任“懋勤殿行走”——相当于皇帝的老师。这一年,郑孝胥已经64岁了,真正的时不我待。

1924年,一把胡子的郑孝胥很快赢得了溥仪信任,任命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紫禁城。郑孝胥全力协助溥仪出逃,避往天津。应该就在此时,郑孝胥向逃亡中的溥仪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

“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1925年后,劳苦功高的郑孝胥负责溥仪的总务处及对外一切事宜。

1928年,郑孝胥赴日本,秘密筹划溥仪的复辟帝制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负责起草伪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积极唆使逊帝溥仪投靠日本人。由此,郑孝胥从一个富有爱国忠君思想的晚清书家、诗人、官人,蜕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寇汉奸、走狗。就连郑孝胥的两个儿子也沦为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命的汉奸、走狗。

郑孝胥生有五子二女,活三子二女——长子郑垂、长女郑景、次子郑禹、次女郑惠、三子郑何。除三子郑何长住北京外,长子郑垂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1年任伪满洲国国务院秘书官兼任航空会社社长;次子郑禹先后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伪满洲国邮政总局局长、奉天市市长等。

1945年4月1日23时,日本战败前夕,次子郑禹从中国逃往日本。其乘坐的“阿波丸”大船被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遭到四枚鱼雷袭击,三分钟后断作两截迅速沉没。除唯一的幸存者下田勘一郎外,2009名乘客、船员以及船上装载的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以及数千吨大米,全部沉入海底。

1977年至1980年,在福建省平潭县牛山岛以东海域进行的“阿波丸”初步打捞中,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的字样。确证郑禹亦葬身“阿波丸”中。此乃又一段后话。

关于郑孝胥的卖国投敌,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有确凿记录: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1932年3月1日,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在东北建立,定都“新京”长春。

1932年3月9日,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幅对联:“认贼作父郑孝胥,甘做牛马殷汝耕。” 殷汝耕曾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足见国人对两个大汉奸的不齿和鄙夷。

1932年9月15日,郑孝胥与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关东军司令官)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这份《日满议定书》的签订,使日本自日俄战争以来,攫取我国东北权益的企图得以完全实现,致使东北完全纳入日本人的统治范围。日本之所以能够支撑长达14年的对华侵略战争,正是由于该伪议定的签订,把我国富饶的东北变成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郑孝胥的卖国求荣,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有具体实证:

“1925年,我派他(施注:指郑孝胥)总管总务处,1928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

鉴于郑孝胥在伪满任国务总理前后的种种卖国行径,旧时文朋诗友,如陈衍、冒广生等纷纷和他绝交。郑孝胥手书的上海商家招牌也纷纷更换:

“彼时海上市招出其手者多易去,商务印书馆编《辞源》,初版书名出自郑孝胥手,及郑出仕伪满,书名则由邹梦禅集石门颂代替,建国后重订,则为叶圣陶书签。”

老天爷也仿佛捉弄郑孝胥。

1933年正月12日,47岁的长子郑垂病死于满铁医院。其时郑孝胥74岁,正所谓老年失子,人生大痛。

1934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新京”长春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 ”,溥仪称帝,改年号“康德”。就在溥仪称帝刚刚一年,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发现日本人对傀儡溥仪根本不当回事,对溥仪的“臣民”同样不当人看,逼着“满洲帝国”的国民吃拉不出屎来的“橡子面”。耿直的郑孝胥根据溥仪的堂弟爱新觉罗·瑞仲递上来的申诉折子当场与日本主子抗争。结果,“满洲帝国”的国民暂时不吃“橡子面”了,郑孝胥也得罪日本主子了。这一点,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节目里,爱新觉罗·瑞仲对鲁豫亲口说过。其时真实的情况是:

1934年5月,日本众议院视察团一行14人访问伪满洲国,郑孝胥感慨地说了一段话,令日本主子大为不满:

“日本之扶持满洲国,有如父母之对子女,过于娇爱保护扶持,不肯让他自己练习走走。满洲国已经成立三年了,也可以放手,让他走两步了。”

1935年5月21日,日本关东军突然把“不够听话”的郑孝胥总理大臣的职务罢免了,换上另外一个听话的总理大臣张景惠(原东北军阀),理由是郑孝胥自己不想干了。殊不知,郑孝胥在任期间:

“每天早晨五点开始待客,写日记。九点到国务院办公,他上台阶时经常每步连跨两级,腿脚利落轻快,人见之皆称奇人。70多岁就像50多岁的样子。而日本人辞退郑孝胥的理由却是总理大臣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了。”

而《郑孝胥年谱》还要违心记载:“(先生)五月辞国务总理大臣得允,赐前官礼遇,有诗记之,冬赴大连小住。”

1936年正月,郑孝胥率全家搬入长春柳条路自建新宅,同时创办王道书院。大概看郑孝胥下台后还算听话,日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勅许佩带日本帝国赠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相继陷落。郑孝胥看见关外一个又一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成立,感到自己幻想恢复“大清”的宏图大业前景渺茫。因而,困居“新京”长春的郑孝胥:

“终日抑郁,靠写字作诗,打发残年岁月。他常常吟咏陶渊明‘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的诗句,回首一生荣辱,哀叹报效无门。”

1938年暮春, 79岁的郑孝胥因4月6日偶染小恙,一直不愈,于4月28日下午16时死于长春柳条路的家中。关于郑孝胥的病故,很多人都认为遭到日本人的毒害。不过表面上,伪满当局给予郑孝胥“国葬”的礼遇。既是“国葬”,当时准备在“新京”长春城市中心广场为郑孝胥建墓树碑,被郑孝胥儿女谢绝。郑孝胥的女儿曾私下对人说:不能把父亲埋在那儿,谁都知道伪满长不了,将来有一天,会被人剜坟掘墓的。

郑孝胥遗体最终被葬在沈阳东郊天柱山下努尔哈赤的福陵旁。这对一生忠于“大清”的郑孝胥来说,倒是适得其所——应该算如愿以偿了。只是,郑孝胥之墓没能躲过十年“文革”的破坏。当年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贫下中农为了储存氨水做肥料,村民们:

“凿开了全封闭的钢筋混凝土墓穴,焚烧了郑孝胥的尸骨,墓地原竖的‘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石碑,也被村民砌了猪圈。”

可叹而今郑孝胥尸骨无存。倒是其墓石碑现藏于沈阳“9.18”事变纪念馆内。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郑孝胥——他对溥仪以及已经逝去的大清王朝是有感情的,包括后来他和溥仪一起跑到东北,主观上也许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希图重振“大清”。可惜结局不是他所能预见到的。所以,我们对郑孝胥的定论应当肯定:无论主观和客观,他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尽管他在对待溥仪和清廷的问题上,是很忠诚的,但是汉奸的罪名也是洗刷不掉的。

似乎是为了洗刷祖父的肮脏晚年于万一,郑孝胥不会想到,就在他咽气之前,自己的宝贝孙子孙女勇敢参加了抗日“锄奸”活动。2012年第2辑《抗战史料研究》发表刘岳的《浅析抗日杀奸团“锄奸”活动》一文写道:

“1937年北平、天津沦陷后,海河之滨的天津,出现了一支由初、高中学生为主秘密组成的抗日锄奸团体——‘抗日杀奸团’......1938年春,‘抗团’发展到60多人,成员多是天津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一些成员出身名门望族,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

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还因“锄奸”活动被捕,审问中遭受酷刑,后由家人用重金赎出。

郑孝胥于1938年4月死在新京(长春)

自宅,经中日官员35人组成的国葬委员会公告:经近族与政府根据郑孝胥“愿其坟墓傍近皇居”的遗愿,选定墓地新京东方七英里的“石碑岭。”可眼下在离长春距百里之遥的沈阳天柱山下、努尔哈赤墓旁,却出了个郑孝胥墓穴。为了搞清楚其中的缘由,我又开始收寻。

郑孝胥曾在清政府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后经陈宝琛,庄士敦的极力推举,1923年被溥仪召进宫并一直在皇帝左右。在日军侵入我国后,郑孝胥摇身一变,又卖身投靠日本人,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谈妥了由溥仪出任“执政”,由他出任国务总理建立伪满洲国的条件。1932年9月郑孝胥同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得信义,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日满议定书》,又作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特使,到日本向天皇表达“亲善厚意”而受天皇“优等待遇

”。后来,被日本人赶下台,迁居长春。

1938年4月中旬在柳条路自宅缠绵于病床,由满铁市立医院的日本人山口博士医治,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病。17日夜腹内流血甚剧,病情骤然变化。18日上午遂然死去。当时由总理大臣张景惠任命了以臧式毅为委员长、由中日官员35人组成的国葬委员会。并发布公告:经遗族与政府根据郑孝胥“愿共坟墓傍近皇居”的遗愿,选定墓地离新京东方七英里的“石碑岭。”这就是一些人,包括一些民国史研究学者认定郑孝臀葬在长春的根据。

为了解开郑孝胥墓地之谜,我又沉入史海。当我翻阅1938年5月20日《盛京时报》时,惊奇地发现:“故郑前总理墓地决定东陵东方,已于昨日晨执行公式之地镇祭”。24日报载:“

··,…选定奉天郊外七间房,决定七月三日举行出殡安葬”。25日又刊登:“故郑公墓地决定经过:井上禅师献赠,生前宿愿克遂,诗人宰相永伴先帝陵侧”其中写道:“于月之二十一日举行奠基礼,即刻着手建设工程,定于七月四日隆重举行安葬式。该地老松苍翠,风景绝佳,三面环山。

故总理生前参拜东陵曾叹日:“愿晚年于斯而送睛耕雨读之生活。”然前已内定之新京郊外石碑岭墓地,所以突然见诸改在奉天东陵者,乃故总理公子现邮政总局长郑禹氏遵故总理遗志—…·。奉天高野山住持井上禅师申请“真言宗,自弘法大师以还,即以国家主义为本,满洲国之寺庙自以敬祈满洲国之安泰第一人,现地虽为建立御寿之予“定地,然以为那总理国葬之墓地,亦请将墓地建设小丘一带二百五十五亩(约六万坪)无偿献纳。故悬案已久的墓地选址亦告决定。此井上法师之美举以日满亲善之龟鉴,领为郑家与国葬关系者各方面所感叹云。”

7月2日的报端又见署名做霜庵的文章:“念念不离皇上左右,其人因死为护国之魂,英灵永留国都,故安葬之地于京郊,此说极为不妥当。无奈新京为重新建设之国都,四郊萧然,落莫异常,历史的色彩颇为稀薄。并无风景可赏,求一适宜地点而不可得。于是遗族与当局诸多物色之结果,老在天柱山下浑河畔卜得一绝好地点,乃为福陵附近之一丘,各种条件无不具备,就中在皇室方面。葬诸福陵一旁一年比诸安葬新京近郊当更觉亲切。且每过谒陵机会可以凭吊,果尔则郑老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尤其是为奉天增一名胜,以慰七十五万民仰慕之情。吾人对于遗族及当局,转不禁为之感谢,未始非我们的大奉天之名觉光荣也。”7月3日国葬这一天,“天气做阴,细雨纷纷,郑孝胥灵枢由满铁列车从新京运抵奉天车站,满日官员70余人前往迎接,鸣吊礼炮十九响。国葬委员会委员长臧式毅致辞曰:

……唯沈之阳,地名同仁,龙服东来,势动星辰,速达而南,土厚泉甘,林丘间渊,琴书可耽,公爱此境,欲结草庐,先忧后乐,未赋送初,葬公于此—…·”。

7月4日,《盛京时报》以整版篇幅

刊登郑孝晋国葬式的祭坛、入墓等情的照片,墓地竖有“大勋位郑公孝胥、诰封一品夫人吴夫人之墓”的石碑。至此,郑孝胥墓穴之谜已经揭开,可以肯定地说:郑孝胥确实葬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墓地福陵的天柱山脚下。

郑孝胥的全封闭、钢筋混凝土墓穴尽管被砸开

郑孝胥清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中福建省乡试解元。

1885年开始任李鸿章幕僚,由内阁中书改官同知。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渡日本,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次年,升日筑领事,调神户、大阪总领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回国,又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

1898年起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汉口铁路学堂校长、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

1900年,参与策划东南互保。

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总办。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宣统三年(1911)湖南布政使等。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与唐才常有过交往;立宪运动时期,郑孝胥也曾经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

1906年,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参加立宪运动,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1909年曾任锦瑷铁路督办兼葫芦岛开辟事宜。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先有楼在上海,题海藏楼,寓居于此,常与遗老辈相唱和,1913年,筹办读经会。

1923年奉溥仪之命入北京,次年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

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

1925年后,负责溥仪的总务处及对外事宜。

1928年赴日本,筹划溥仪复辟活动。

九一八纪念馆中——大汉奸伪满郑孝胥的墓碑

建国宣言图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唆使溥仪投靠日本。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同年9月,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在伪满任职后,旧时朋辈,如陈衍、昌广生等,都和他绝交。

1934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

1935年5月下台。

1936年后继续为日本侵略者效力。

郑孝胥后来因为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而于1935年5月21日失势。

1938年于长春过世,传言是被毒杀。